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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三十四分开车(在车上遇见吴德和)，十点半到深圳。”这是在可查的巴金文献中“深圳”第一次亮相，它出自巴金年10月31日的日记。那天早晨，他从广州出发，经由深圳罗湖口岸去香港。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到日本访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冰心、马烽、严文井、许觉民、韩北屏等人。

巴金摄于年11月

那一天，他们在深圳有两小时的停留，“在深圳吃午饭”，后到罗湖车站，“坐大轿车过海，住摩星岭九号”。(巴金年10月31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8月版)一个多月后，代表团又原路返回。从深圳匆匆路过，巴金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另一位文化人季羡林倒是描述过他从印度访问归来走过罗湖桥时的心情，尽管那已经是十五年以后。他说：“这是一座非常普普通通的桥，如果它坐落在其他地方，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不会令人感到它的存在。”但是，当他抬头看到守卫在桥上的战士时，感觉大不一样了。“我心里猛然一震动，泪水立刻夺眶而出：我最可爱的祖国，我又踏上你的土地了，又走到你的怀抱里来了。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国的土地??”(季羡林：《天竺心影》第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年9月版)

年巴金经香港往日本的签证

那时国门尚未完全打开，罗湖作为一个关口，在饱经风霜的那一代人心中引起的感触一定十分复杂。深圳虽小，罗湖海关也不大，在那个时代它们肩负的使命和起到的作用却不容低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通向国际主要依靠南北两条通道，火车出满洲里通向苏联和欧洲各国，是北线；过深圳经香港转亚欧各国，是南线。罗湖口岸，是很多中国人走出去和外国人走进来的最重要的国门。巴金他们这个代表团，承担的是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重任。

这样经过深圳出访，巴金在那一时期还有几次：年4月4日至10日，作为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赴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年3月24日至30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年8月1日至12日，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巴金等人是在香港获得“签证”才进入日本的，巴金故居至今尚存在香港日本国总领事小川平四郎年3月23日签发的“渡航证明书”，上面有巴金的基本信息，其中现住所一栏写著：“香港摩星岭道九号”。证书下面有巴金本人的签名和照片。这也是特殊时期中日两国间往来的一个历史见证。这几次出访，除了年回国是在昆明入境之外，其他往返都是经香港和深圳的，这些文化使者、友谊使者无形之中将香港和深圳两地连接起来了。

年8月初，巴金在东京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上发言

我们在梳理和研究深港两地文化交流史时，不该忘记这个层面的历史。通常，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