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从到，从红船建党伟业到中国梦的启航，从一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几多艰辛、几多坎坷、几多奋进、几多辉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何这会成为历届党代会中惟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会议？而周恩来与邓颖超等众多六大代表们，到底是如何通过层层封锁到达莫斯科的，他们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旅程？本文在此追随当年“六大”代表们的足迹，为您解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地处中苏（俄）边境，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在中国同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贸易往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站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来自中国各地的１４０多名中共六大代表，有多名都是从满洲里前往苏联的。今天的满洲里，高楼林立，绿树如茵，商贸旅游繁荣。沿着整洁宽敞的街道徜徉，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重大事件。但是，只要查阅史料，那远去的历史便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是被派到苏联学习、工作，大多是由满洲里出境。八十六年前的满洲里，地广人稀，大片的草原和几条河流围绕着仅有几条街道的镇子。当时中、苏两国已断绝外交关系，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张作霖父子与苏联当局因为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争端日益升级，最终导致了年的中东路战争，中东路西线主战场就在满洲里。早在年4月6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派武装军警多人，包围北京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大使馆人员及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杀害。苏、奉矛盾加剧，而满洲里却驻守着一个旅的张作霖边防军。张作霖下令严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封锁了中苏边界，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从此，满洲里中俄边境上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地方都有密探，以“严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边境”。

尽管如此，相比内地其他地方，满洲里地区的反动势力还是弱一些，加上紧靠苏联的地理位置，因此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成员来往中苏的重要通道，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中共满洲省委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凡有中共和共产国际人员从哈尔滨方向来到满洲里并要从这里过境，满洲里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都要与设在苏联奥特波尔（后贝加尔斯克）的苏联国家保卫部门联系。他们常常会派在满洲里火车站的一个以“扳道工”为掩护身份的苏联交通员，把来人送上苏联境内交通站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的时候，则需苏联交通员带领他们徒步偷越国境。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曾护送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出入国境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部分中共六大的代表也是在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赴莫斯科参会。

追朔历史，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加紧了反革命扩张，据不完全统计，从年3月到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革命危机重重，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投敌的、叛变的、退党的随时发生。党的前途在哪里，该何去何从，在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思想严重混乱。年11月，党内又出现了“左”倾路线，该如何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确定革命基本路线，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解决。

中共六大的召开，是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酝酿、讨论和筹备，“八七”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六大。之后的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召开六大的政治决议。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六大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但会议地点一直踌躇难定，此时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会场。有人提出在澳门，有人提出在香港，但意见未达到统一。期间，传来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年春、夏在莫斯科召开，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团出席这两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在迷茫之际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因此一致认为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比较合适。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3月，共产国际来电，经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在人至人。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对出席代表人选资格、代表人数、出国路线等做了详细研究。代表人数确定为人至人。

远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都是党内的主要负责人,白色恐怖开始后,他们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象。因此，代表们如何按期到达莫斯科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安全起见，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与会代表乔装打扮,假道东北分批启程，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入境苏联到莫斯科。由于这条路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当时，六大代表去苏联确定的路线是：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被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山崴，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去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进入苏联境内后，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的路线。走这条路布满荆棘，危险重重，无疑于赴汤蹈火。一路上，代表们经常被国民党和张作霖的军警特务，以及日本警察暗探跟踪盘查，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

在保证六大代表安全抵达莫斯科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大力的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尼特凯维奇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坐镇边境线上，具体负责指挥护送代表路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中央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在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保证代表们安全过境。

经过一系列的险象环生，有近百名代表先后抵达了满洲里。在满洲里，代表们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周密的接待。

最典型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路上两度遇险，在满洲里顺利过境。邓颖超后来专门撰写了《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手提箱，由上海动身赶赴莫斯科。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家庭主妇打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险情。周恩来夫妇乘坐的轮船刚一停靠在大连码头，就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几个人的盘问。敌人从身份开始，一直问到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敌人索性开门见山地质问他是不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编了个假名字，并说是去找他叔父的，才得以脱险。眼见盘问不出什么来，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敌人只好放了周恩来。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周恩来夫妇当天下午就离开大连，坐火车到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看望叔父。在吉林叔父家停留两天后又辗转到达哈尔滨，在火车站上等到李立三，并通过李立三把关系接上，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才进入苏联境内。

瞿秋白也是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年4月30日，瞿秋白从上海出发，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到达满洲里后，在共产国际地下交通员的安排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

六大代表唐宏经曾回忆：“我与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在满洲里分别坐上了苏联人的两辆马车。马车夫净让马车走些没有路的地方，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西，最后马车从一条通往苏联的火车道下面的水沟穿了过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中苏边境，在一所小房子前面停了下来。马车夫下了车，对走出来的一位苏联人说了几句话，这位苏联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几个小时的休息之后，他安排我们坐上了当晚开往赤塔的火车。”

年，李立三、蔡和森、项英、关向应等六大代表也是这样越过国境线，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

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当时东北的白色恐怖很厉害，特别是大连，在日本人占领下盘查得很严，许多六大代表在大连都遭到盘查和扣押。同我一起走的有三位代表，有李文宜（罗亦农的爱人），还有两位男同志，一个是四川人，另一个是湖北人。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惟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们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了下来，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江滨公园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这家只有夫妇两人。这时候，因为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做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有困难，组织上就临时决定我留在哈尔滨帮助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当时哈尔滨负责护送六大代表工作的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和一些其他同志。

每个代表抵达哈尔滨后，都是由朝鲜族同志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并找个地方住下，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我和每个来的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事家里。记得那是个平房（或许是一楼），代表睡在里面床上，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我住在这里，平时是不上街的，因为口音不对，怕出去惹麻烦，所以当时吃饭都是由同志给买回来吃。有时买饭不及时，我女儿就饿得直哭。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个多月，整个工作，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年5月，我最后一个离开哈尔滨，6月份到达莫斯科时，会议已经快要召开了”。

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此次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出了历史贡献。这次会议还派出了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驻共产国际。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总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有关中共六大的材料和文件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

岁月无痕，近百年雪雨风霜的洗礼，并未抹去莫斯科郊外那幢老式建筑中留下的珍贵记忆。近年来，满洲里市着力在挖掘文化上做文章，在开展国门旅游的同时，把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今天，步入位于满洲里市区以西8公里的中俄两国铁路连接点的国门景区，满洲里著名的第五代“国门”附近，当年“六大”代表们钻过的中俄铁路下面的“水沟”已经被作为“景点”标注：“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中国共产党秘密交通线遗址”；不远处，当年“六大”代表们乘坐的“俄式马车”停放在仿制的东北军阀驻守边境的“岗亭”旁，再相隔不远，就是满洲里市的中共“六大”纪念馆。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丰富红色旅游内涵，满洲里市又在国门景区内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投资建设了以中共六大为主要内容的红色纪念馆，将当年在莫斯科近郊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银色别墅召开六大会议的会址，复制到满洲里国门景区，让后人常能来这里重温历史，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愈挫愈奋、顽强不息的信念和勇气。在尊重历史原貌，注重建筑的特色，做到仿旧如旧的基础上，“六大”纪念馆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以实物、影像等多种方式，包括还原中共“六大”会议场景，展出六大文献资料、照片、腊像人物模型等，不仅详实的再现了中共“六大”的历史，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满洲里市弘扬光荣革命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先进性教育提供了载体，让这一红色遗址珍藏的久远红色记忆，重新焕发出了昔日的风采。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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